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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基石是权力的平等

奥地利学派与激进自由主义

 
 
 

日志

 
 

米塞斯:论平等与不平等  

2010-06-25 15:39:32|  分类: 米塞斯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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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定鼎/译

I

激励了18世纪人权宣言的自然法学说并没有包含这样一个显然谬误的命题:所有人在生物方面都是平等的。它宣称所有人生而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不能被任何人造法律废除,它是不可违背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可限制的。只有个人自由和自主的死敌、集权的卫道士把法律面前的平等原则诠释为来自所谓所有人的心理和生理的平等。1789年11月3日法国的人与公民权利宣言宣布了所有人生而平等而且永不改变。但是,在恐怖政权的前夜,作为1793年6月24日宪法的前身的新的宣言宣称所有人“禀赋”(par la nature)平等。从此,这个观点,尽管与生物方面的经验显然抵触,却成为“左派思想”的学说之一。于是我们在《社会科学全书》中读到,“人类婴儿不论禀赋都像河流一样相同。”  [1]

然而,人生而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不平等这个事实是不容争辩的。一些人在健康和精力、头脑和才能、毅力和果断方面比别人强,因而比别人更加适合从事人类事务——这是一个马克思也承认的事实。他把“个人禀赋的不平等因而生产能力(Leistungsfähigkeit)的不平等”称为“天赋才能”,还说到“不平等的个体(如果他们不是不平等的,他们就不会是不同的个体)。”[2]用通俗心理学的话我们可以说,一些个体有能力比其它个体更好地适应生存斗争。于是我们能够——不陷入任何价值判断——从这个观点区分强者和弱者。

历史表明,远古以来,强者就利用其强势攫取权力奴役广大弱者群众。在身份社会(status society)中存在阶层等级。一边是占有了所有土地的主人,另一边是他们的仆从,臣民、农奴和奴隶,没有土地身无分文的流浪汉。下等人的义务是服侍他们的主人。这种社会制度旨在仅仅维护作为统治者的少数——王公及其贵族随从——的利益和地位。

这大体上就是世界各地从前——正如马克思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告诉我们的,“资产阶级的利欲熏心”在经历了几个世纪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在进行的过程中埋葬了“美好的过去”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之前——的状况。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彻底地改变了人类的经济和政治组织方式。

请允许我复述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上等人是主人,下等的大众服侍他们,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才华有能力的人们要想从天赋才能中获益就必须尽全力为不那么有才华的多数人服务,此外别无它途。在市场中,经济权力属于消费者。他们通过购买和拒绝购买最终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谁生产、如何生产、什么质量、多少数量。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如果未能以可能的最佳最廉价的方式满足消费者的最迫切的需求就将被排挤出生意圈子,丧失其地位。在公司和实验室里,最敏锐的头脑正忙于把最复杂的科学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更好的用具和装置,供那些对于制造这些东西所依赖的理论一无所知的人们使用。一个企业越大,它就越多地被迫调整其生产以迎合群众——它的主人——的永远变化的不可捉摸的需求。资本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供应大众的大批量生产。正是大众的垂青使得企业壮大。普通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至上的。他是“永远正确的”顾客。

在政治领域,代议制政府是消费者在市场上的至上地位的对应物。官员们依赖投票者正如企业家和投资者依赖消费者一样。人民统治——民主——取代绝对王权和其它形式的少数人统治的历史过程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取代前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过程。只要市场经济被社会主义废除的地方,专制独裁就复辟。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专制被“无产阶级专政”还是“人民民主”还是“元首领导”的别名伪装无关紧要。它永远是多数服从少数。

没有什么比称资本家和企业家为“剥削”下层人民的“统治”阶级更加彻底地误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了。我们不考虑那些资本主义制度下从事工商业的人们在任何能够想象的生产组织中会如何利用超越常人的智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他们争先恐后地服务于才智平庸的群众。他们全心全意地完善供应消费者的方法。每年每月每周都有前所未闻的新事物出现在市场上并且很快为许多人获得。

使“劳动生产率”成倍增长的不是手工劳动者们的某种程度的努力,而是储蓄者们的资本积累和企业家们对其合理的运用。如果没有其运用所需的资本先前通过节俭而积累,技术革新将毫无用处。人类如果没有手工劳动将无法生存。然而,将人提升到动物层次之上的不是手工劳动和重复性工作,而是满足——永远不确定的——未来的需求的思考和预见。生产的根本特征在于它是由精神主宰的行为。这个事实不可能被“劳动”仅仅表示手工劳动的语义用法抹煞。

II

了解一个强调人的天生的不平等的哲学与许多人的感情抵触。人们多少有些勉强地承认他们在艺术、文学和科学方面——至少在他们的专业方面——的天赋是不平等的,而且他们在运动方面绝不是冠军的对手。但是他们不愿意承认他们在其它人类事务和关怀方面的低下。在他们看来,那些在市场上胜过他们的人,那些成功的企业家和生意人,所拥有的势力全都是出于邪恶。他们本人呢,感谢上帝,过于诚实和善良,不会采取那些不诚实的行为手段——他们说,正是这些手段使人在资本主义环境中发财。

然而,有一类日益增多的文献公然声称普通人为低下种类:关于消费者行为和所谓的广告邪恶的书籍。[3] 当然了,作者和为这些著作喝彩的公众都不公开声称也不相信那是他们所说的事实的真正含义。

按照这些书告诉我们的,典型的美国人在本质上就不适合从事最简单的家居日常生活。他或她不会购买操持家务所需的物品。出于他们内在的愚蠢,他们易于受到商人们的诡计的引诱购买没有用的或者不值钱的东西;因为企业主要关注的不是通过向消费者提供他们所需的物品,而是通过向他们推销不需要的商品——如果他们能够抵御“麦迪逊大道”的伎俩的话就绝不会购买这些商品——盈利。普通人的意志和智力的内在的不可消除的弱点使得顾客的行动像“小孩子”一样。[4] 他们是推销员的手段的轻松猎物。

这些激烈的谴责之词的作者和读者都不明白,这些说法意味着,大部分国民是白痴,不能够处理自身事务,急需监护。他们对成功的生意人的嫉妒和仇恨极其深入,以至于他们没能明白他们对消费者行为的描述与“古典”社会主义文献关于无产阶级卓越性所说的一切相矛盾。这些老一辈社会主义者赋予“人民”、“劳苦大众”、“手工业工人”一切完美的思想和道德品性。在他们眼里,人民不是“小孩子”而是世界上伟大美好的事物的创造者和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建造者。

毫无疑问,一般而言,普通人在许多方面不如普通工商业人士。但是这个差别首先表现在普通人思考能力、工作能力的局限性晌,因而他无法在人类共同的生产性活动中贡献更多。大多数满足于做常规性工作的人其实无法从事任何需要些微创造性和思考能力的活动。但是他们并不迟钝得无法良好管理家务。被妻子派到超级市场“购买面包却买了一大堆自己喜欢的小吃回家”[5]的丈夫并非典型。不顾内容而仅仅由于“喜欢包装”[6]而购买的家庭主妇也不多见。

人们普遍承认普通人品味低下。因此,完全取决于大众的垂青的工商业就被迫带入市场低俗文学和艺术。(资本主义文明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普通人”至上的社会环境中做出高质量的成就。)更加众所周知的是许多人沾染了导致不良后果的习惯。在轰轰烈烈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的煽动者看来,人们的低下品味和不安全消费习惯以及我们时代的其它邪恶都是“资本”的各个分支的公共关系或者销售活动产生的——战争是“死亡业”军火工业制造的;酒精成瘾症是巨大的“威士忌托拉斯”和啤酒酿造企业这些酒业巨头制造的。

这个哲学不仅仅建立在把消费者贬低为轻而易举受到诡计多端的小贩欺诈的毫无心计的吃奶孩子的学说之上。它还蕴涵着这样一个荒唐的结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即使不受商家蛊惑本来也会购买的商品的销售对于企业来说是无利可图的,而另一方面,只有对买主很少有用或者完全没用的甚至干脆有害的商品的销售才有大利润;因为如果不这么认为,就没有理由断定在市场竞争中坏商品的商家会战胜好商品的商家。据说那些狡诈的商家使用的说服广大顾客购买的巧妙手段也可以被那些提供好的有价值的商品的商家在市场上运用。但是这样的话好的和坏的上品就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没有理由断定好的商品前景悲观。如果两类商品——好的和坏的——都得到所谓商家手段之助,那么好的商品必然会有优势。

我们不必考虑论述消费者的所谓的愚蠢和需要权威政府的保护的大量文献所提出的问题。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尽管人们普遍相信所有人的平等的学说,普通人不适合于处理日常生活的普通事务的说法得到大部分流行的“左派”文献的支持。

III

人的天生的生理和心理平等的学说逻辑上把人的差别解释为由后天影响造成的。它尤其强调教育所起的作用。据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高等教育是只有“资产阶级”的子弟能够享受的特权。人们需要做的是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够上学、每个人都得到教育。

在这一原则的指引下,美国启动了使每个孩子都受到教育的高尚的实验。所有年青人6岁到18岁都要上学,而且其中尽可能多的人要上大学。随后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与教育不良的多数人之间的思想和社会差异就会消失。教育将不再是特权;它将是每个公民的权利。

统计表明这个纲领得到了实施。中学、教师和学生的数量成倍增长。如果当前的趋势再持续几年,改革的目标就会完全达到;每个美国人都将高中毕业。

但是这个计划的成功仅仅是表面上的。只是由于一个保留了“中学”名义但却完全破坏了其学术和科学价值的政策,这个成功才可能发生。过去的中学仅仅向那些至少掌握了一些被认为是基本的学科的特定的起码知识的学生发放文凭。它在低年级就淘汰了那些没有能力和禀赋达到这些要求的人。但是在新的中学制度下,选择希望学习的课目的机会被愚蠢的或者懒惰的学生们大大滥用了。不仅初级代数、几何、物理、历史和外语这样的基础课目被大多数中学生逃避,而且每年都有不会阅读和拼写英文的孩子获得中学文凭。一个非常典型的事实是:一些大学发现有必要提供特殊课程改进学生的阅读能力。已经持续了几年的关于中学课程的常常是激烈的争论清楚地证明了只有少量十几岁的孩子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能够从学校教育中受益。对于其它中学生来说,花在课堂上的时间根本就是浪费了的。如果人们降低中学和学院的学术标准以使占学生大多数的不那么有才华的不那么勤恳的青年能够得到文凭,那么受到伤害的只是那些有能力从教学中受益的少数。

过去几十年间美国教育的经验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人们的智力禀赋中存在着任何教育都无法消除的天生差异。

IV

尽管有不可辩驳的相反的证明,但是人们仍然拼命地但却毫无希望地试图挽救所有人天生平等的命题,这是出于关于人民政府和多数人统治的错误的无法论证的学说。

这个学说试图求助于所谓的所有人的天然平等论证人民政府的合理性。由于所有人都平等,每个个体都具备启示并刺激了人类思想史、艺术史和政治史上最伟大的英雄的那些才华。只是不利的后天影响阻碍了无产阶级达到最伟大的人物的杰出和功绩。于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说,[7] 一旦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让位于社会主义,“普通人将会达到亚里斯多德、歌德或者马克思的高度。”人民之声就是上帝之声,它永远正确。如果出现分歧,人们当然必须认为某些人错了。人们难以避免推断少数比多数更可能犯错误。多数是正确的,因为它是多数,因而是由“未来的浪潮”孕育的。

这个学说的支持者必定认为对群众的智力和道德的优越性的怀疑都是企图用专制取代代议制政府。

然而,19世纪的自由主义者——受到严重诋毁曼彻斯特分子和自由放任的倡导者——提出的支持代议制政府的论据与人的天然平等和多数的超人智慧的学说毫无共同之处。这些论据建立在休谟极其清晰地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上:当权的总是少数,服从他们命令的永远是多数。在这个意义上说,每个政体都是少数人的统治,只有在被统治者相信忠诚于当权者比让其它采取不同行政方式的人们取代他们更好的时候,这个统治才得以延续。如果这个信念消失了,被统治的多数就会奋起反抗,用暴力方式更换不受欢迎的当权者和制度。但是,现代社会的复杂的行业结构在一个多数人贯彻其意志的唯一方式是革命的事态中是无法维系的。代议制政府的目的就是避免对和平的这类暴利扰乱及其对道德、文化和物质福祉的有害后果。人民通知,也就是当选代表的统治,使得和平变革成为可能。它以公共舆论和人们处事的原则为基础。多数统治是为那些相信自由不是从对生物学事实的站不住脚的歪曲中得出的形而上学原理,而是确保人类文明活动的不间断的和平发展的手段的人服务的。

V

所有人天生的生物性平等的学说在19世纪产生了一个关于“人民”的半宗教的神秘主义,最终把这个学说转化为“普通人”的优越性的教条。所有人都生而平等。但是上层阶级的人们不幸由于权力的诱惑和沉溺他们独享的奢侈被腐蚀了。人类遭受的苦难都是由这些卑鄙的少数人的胡作非为造成的。一旦这些苦难制造者被剥夺,普通人内在的高尚就将控制人类事务。生活在一个人民的无限善良和天才的世界上是令人神往的。每个人的从未梦想过的幸福即将降临人类。

对于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家来说,这个秘密是俄国东正教的献身行为的替代。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们最危险的对手的狂热幻想感到不安。但是马克思本人对“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8]的幸福状态的描述更加乐观。在消灭了社会主义革命者以后,布尔什维克采取了这个关于普通人的歪理邪说作为其主义的极少数领导人的无限专制的意识形态伪装。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国家资本主义或者随便什么其它的同义词)与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私有企业制度、经济自由)的区别是这样的:在市场经济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体是至高的,并且通过他们的购买或者拒绝购买决定应当生产什么,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这些事情是由政府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消费者是主人,供应商寻求消费者的庇护,在销售之后对消费者说“谢谢”、“欢迎再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同志们”得到“老大哥”分配的东西并对之感恩戴德。在资本主义西方,平均生活水平大大地高于共产主义东方。但是事实是:资本主义国家日益增多的人们——其中包括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却向往所谓政府控制的福音。

对这些人说明普通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处境怎样是徒劳的。群众的智力低下最明显地表现在这个事实上:他们致力于消灭他们本人在其中居于至高地位并且得到最有才华的精英人士的服务的制度,他们渴望回到精英人士欺压他们的制度。

我们不要再自我欺骗了。表明社会主义信念的胜利进展的不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这些国家从未超越原始野蛮的阶段,它们的文明许多世纪前就停滞了——的传播。正是在西方世界社会主义取得了最大突破。每个缩减经济组织的所谓“私人成分”的举措都被认为是高度有益的、是进步,因而——如果有人反对的话——只是遭到短暂的缩手缩脚扭扭捏捏的反对。我们正“前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大路上。

VI

18和19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者把他们对于人类未来的乐观看法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杰出的诚实的少数人总是能够通过说服引导大多数下层人民走上通往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他们相信精英们总是能够阻止群众追随形形色色的煽动者并采取导致灾难的政策。我们暂且不追究这些乐观论者的错误是由于高估了精英还是高估了群众或者两者兼有。不管怎么说,事实是,我们当代的绝大多数人正疯狂地信仰最终旨在取消那个驱使最智慧的公民以最佳方式服务群众的社会秩序的政策。群众——包括那些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热情地提倡一个他们不再是发号施令的客户而是万能当局的监护对象的制度。这个经济制度被贴上“个人按需分配”的标签,而其政治和社会产物——自封的当权者的无限专制——被贴上“人民民主”的标签向普通人兜售,但这些标签一文不名。

过去,社会主义者及其同伙各式各样观点的干预主义者仍然遭到一些经济学家、政治家和工商人士的反对。但是甚至这些对市场经济的常常是软弱无力的捍卫也几乎消失殆尽。美国势利眼和“教养”的大本营,时尚的、得到慷慨捐赠的大学和富裕的基金会,是“社会”激进论的当代温床。百万富翁,而不是“无产阶级”,是新政和它所派生的“进步”政策的最有效的教唆者。众所周知,俄国独裁者第一次访问美国时银行家和大公司总裁们比其它美国人更加真挚地欢迎他。

这些“进步”工商业人士的论据大体上是这样的:“我在我的行业中的杰出地位归功于我本人的高效和勤勉。我的天赋、我汲取经营大企业所需的知识的热情、我的勤奋使我升至巅峰。这些个人品质能够确保我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获得领导职位。作为重要的生产部门的头头,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能获得令人羡慕的位置。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的日常工作会轻松得多。我不必再害怕竞争者在市场上提供更好更廉价的东西而超过我。我不必再被迫迎合神秘莫测不可理喻的消费者愿望。我将给他们我——专家——认为他们应该拥有的东西。我愿意用闹哄哄的损害神经的企业经营换取公务员的崇高平稳的工作。我的生活和工作的风格应当像过去的王公贵族那样说一不二,而不是像受到溃疡侵扰的(指疲劳又焦虑—汉译者注)现代公司主管。让哲学家去操心社会主义的真正的或者没有根据的缺陷吧。我从我个人的立场看不出反对它的理由。世界各地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和来访的苏联官员完全同意我的观点。”

当然了,这些资本家和企业家的自欺不比各种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白日梦更有意义。

VII

考虑到今天的意识形态趋势,人们被迫预计在几十年里,甚至在不祥的1984年之前,每个国家都会采取社会主义制度。普通人将不再承担指导自己的生活进程的乏味任务。当局将告诉他做什么不做什么,当局将给他提供食物和住所、教育和娱乐。但是,首先当局将免除他运用自己的大脑的必要。每个人将“按需”得到分配。但是每个人的需求是什么将有当局决定。就像某个更早的时期一样,超人将不再服务群众,而是主宰和统治他们。

然而,这个局面不是不可避免的。当今世界的潮流正在走向那个局面。但是潮流能够改变,它们也一直在改变。通向社会主义的潮流也可能被另一个潮流取代。完成这样的改变就是这一代人的任务。

[本文重印自《现代》(Modern Age )1961年春季号—编者注]


[1] Horace Kallen, “Behaviorism,” in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2 (New York: Macmillan, 1930), p. 498.

[2] Karl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Letter to Bracke, May 5, 1875]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38).

[3] [例如John K. Galbraith, The Affluent Society (Boston: Houghten Mifflin, 1958)—编者注]

[4] Vance Packard, “Babes in Consumerland,” The Hidden Persuaders (New York: Cardinal Editions, 1957) pp. 90-97.

[5] 同上p. 95.

[6] 同上p. 93.

[7] Leon Trotsky, Literature and Revolution, R. Strunsky, trans. (London: Geroge Allen and Unwin, 1925), p. 256.

[8] Marx, Critique of the Social Democratic Program of Go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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