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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基石是权力的平等

奥地利学派与激进自由主义

 
 
 

日志

 
 

对芝加哥产权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两点质疑  

2010-08-24 13:15:03|  分类: 原创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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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芝加哥产权学派(新制度经济学)的两点质疑。 - chengye - 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作者:Chengye 转载请注明出处!  

 

   8月19日,米塞斯研究院出版了《罗斯巴德的秘密-沃克基金会备忘录》一书。这本书记录了大量罗斯巴德在沃克基金会做研究时写的备忘录,非常值得一读。

    其中有一篇关于罗纳德·科斯的备忘录。时间是1957年7月16日。当时,科斯还没有写出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社会成本问题》一书。所以罗斯巴德的报告针对的是微观邻域的企业成本问题,他在科斯那里听了5节的报告会,主题是《电台、电视与出版社》。对于科斯明显的自由经济倾向,罗斯巴德非常赞赏。科斯鼓励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市场。支持收费电视行业,反对左派认为电视应该免费的观点。但是罗斯巴德针对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提出了下面两点质疑。

1. Coase has a keen analysis of why subscription TV would be preferable ideally to present-day TV, but the real proof would have to be in the marketability: if the present setup is more economical, then it is the most preferable. Coase, unfortunately, fails to see this adequately.

  首先,科斯只热衷于分析为什么收费电视比免费电视好。但是在真实的世界里,被市场认可并接受的方式才是应该是最经济的方式,而科斯完全忽视了这一点。

  这里我们看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个问题,“收费的一定比免费的好”。让我们来看看张五常对“租值消散”的解释,

“租值消散的理念起自德国的J. H. von Thunen (1826),但重要的首篇文章是奈特一九二四之作。后者难读,有错,但非常重要。该文是回应庇古一九二○提出的两条公路的例子,说好路车多堵塞,坏路空空如也,如果政府抽使用好路的税,把部分车辆赶到坏路去,社会整体会得益。奈特的回应,是如果好路属私有,路主会收费,效果与政府抽税一样。这观点当然对,也可以看为三十多年后“高斯定律”的前身。

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这一词起自H. Scott Gordon一九五四的一篇重要的关于公海渔业的文章。此文把奈特的一幅两条公路的几何图表搬过来,转九十度,从镜中看,好、坏二路变为优、劣两个公海渔场。因为海属公有,任人随意捕鱼,优场的捕钓者爆满,平均工资等于平均鱼捕所值,该场的租值下降至零。这是说,如果公海渔场是私产,场主会约束捕钓人数,使平均工资等于边际捕钓所值,渔场会有租金进帐。但渔场既为公有,捕钓者有人满之患,总工资的增加替代了租金,租值因而消散了。”

  制度经济学抨击免费,认为产生免费的原因是产权不明,并认为在产权明晰的情况下,“路主和渔场是一定会收费”。这个观点依然来自新古典的一般均衡模型与效用(利益)最大化假设。在这个模型下,个人与企业均以利益最大化为行为准则。而如何达到利益最大化,则以均衡价格为依据。这样很容易得出以下结论:

(1)、产权明晰的私有制下,不可能存在免费。 

(2、一切产品、服务和资源均有“租”,免费意味着“租值消散”,资源得不到最佳利用,从而意味着全社会受损失。

  所以科斯会认为收费电视比免费电视好,让观众交费以换取电视台不做广告,这样既节省了观众的时间,又节省了企业的交易成本(科斯认为广告费属于交易成本,是有损企业利益的)。这个观点看起来有道理,但其实经不起推敲。观众之所以会选择免费电视,恰恰是因为省下来的时间不值付给收费电视的费用。忍受广告而可以看到免费电视,正好是最符合那个观众利益的制度安排,否则他早就选择收费电视了。具体分析可以参见笔者所写的《电影票的分配问题》一文,以及相关讨论。

  在Web 2.0的信息时代,此观点之荒谬就更不值一驳了。95%以上的互联网站都是免费的,我们有免费的电子邮箱、免费的搜索引擎、免费的共享-开源软件、免费的词典、免费的百科全书...等等不一而足。难道这一切都是有害经济的吗?“租值消散”难道不恰恰是市场经济最美好的地方吗?

2. Coase’s other errors: he concedes that advertising by business can be “wasteful,” if not informative or in error on estimating profits;

  其次,科斯认为像广告费、律师费、谈判费等等“交易成本”不创造价值,是一种有害的磨损,所以越少越好。这种物理学的思维方式,应用在经济学邻域显得非常荒谬。按照这个观点,所有的传媒、广告、律师行和公证处都是有害经济的?

  恰恰相反,我们在真实世界里看到的是,往往越成功的企业,越愿意支付“交易成本”。央视每年的标王都是哪些企业?为什么他们愿意支付如此之高的广告费呢?正是因为,作为交易成本的广告费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利润,所以企业才愿意去支付“交易成本”。这是一项很划算的投资!

  据罗斯巴德的分析,科斯认为,广告很可能不能准确传递信息,或者企业因为高估了广告效应而造成损失。这样的话广告费就变成了浪费。这里,我们看到了科斯的逻辑错误,科斯把企业家的人为错误归咎于“交易成本”。事实上,因为企业家的人为错误而浪费的“交易成本”,与同样因为企业家的人为错误而浪费的其它成本没有任何本质区别。不管在任何时候,市场上总有犯错误的企业家;有的错误估计市场需求,过多或过少的生产;有的乐观估计企业合并的前景,并投巨资谈判合并,最后却失败,比如微软和雅虎。犯错与纠正本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一部分。但把人为错误归咎于“交易成本”,未免失之偏颇。

  作为简短的备忘录,罗斯巴德并没有详细的阐述他的质疑。所以第二点只是简短的一句话。交易成本是一种磨损的概念来自科斯。罗斯巴德是在分析为什么科斯会认为为这是一种磨损,他认为可能是因为人们的错误所导致,这是从奥地利学派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当然制度主义者本身不是这样看的,制度经济学这样定义交易成本: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也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并认为交易成本来自于人性因素与交易环境因素交互影响下所产生的市场失灵现象,造成交易困难所致。产生交易成本的原因总结起来无非下面几条,信息不充分、人不够理性、环境因素、未来不可知,等等。
  
  这样我们可以反问,那么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成本就不存在“信息不充分、人不够理性、环境因素、未来不可知”等等因素吗?恐怕更严重吧!天灾、人祸、地震、洪水、海啸、太阳风暴、等等。哪里是人能全知全晓的呢?既然“未来不确定,信息不完备”是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并贯穿于一切人类的生产、经营与交换活动。有什么意义去归咎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摩擦力,而把交易成本单独拿出来研究呢?

  交易成本,与企业经营中的其它一切成本没有任何本质区别。没有任何必要单独把它拿出来研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减少交易成本有利经济发展是个伪概念。企业所关心的,是应该怎样管理、分配和运用“交易成本”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科斯的本质问题就在这里,他发明了这么一个以前从来没有的概念-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注意Transaction这个词,它根本不是经济学的“交易(trade/exchange)”。这样亚当斯密以来的一切古典经济学都被推翻了。不管劳动分工还是迂回生产方式,一切经济交易活动都被科斯串改成了Transaction。科斯从企业管理角度出发,认为成本是不好的,然后假定一切交易活动都有损耗。这样,本来互惠的经济学范畴的“交易”,变成了企业管理上的“损耗”。本来创造价值的成本,被篡改成损害交易的费用。而产权的问题更不用提了,科斯把确定产权的职责交给政府,这早已脱离经济学范畴。产权从何而来,经济学根本不关心。产权经济学的本质是政治学,跟经济学一点关系也没有。

  人会犯错误,这是人类行为学的基本常识。企业家的贡献在于承担种种不可知因素带来的风险,用自己的才能去预测未来和指导当前的经营活动。而市场的作用是奖励才能出众并预测正确者,并惩罚缺乏能力且犯错者。“交易成本”这种分析方法的问题就在于无视这一事实,用所谓客观的“制度”去掩盖个体的错误。这样企业家之间的禀赋区别被抹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不再是由优秀的企业家来推动,而是归功于提供“制度”的政府。所以张五常才会认为中国发展出了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

  制度主义者严重夸大了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看看非洲,那里什么制度没有尝试过,而恰恰是索马里的无政府反到成了最好的制度。再看华人世界,从新加坡、香港的威权统治,到中国大陆的“社会主义”,再到台湾的西式民主。全部都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发展。对非洲与亚洲做横向比较,不难得出结论。不同的制度与经济发展无关,而唯一有害的是计划经济制度。

  在文章的最后,罗斯巴德指出,科斯的思想里隐含着严重的集体主义思想。作为整体的经济系统,他是赞同政府干涉的。

  “科斯认为,现代的自由-企业系统需要发达的法律系统来制定合同和解决纠纷。如果他的定义恰当,这本没有问题。但他进一步错误的宣称公司为‘法律的动物’,并认为‘没有管束的个人,将会为了自利而毫不在意的侵犯别人的利益。其手段不仅仅是暴力,还包括大量其他的有害行为。而政府必须惩罚这些行为,包括那些会损害经济竞争力的行为’。但是,既然政府已经有权把几乎任何行为都定义成‘损害经济竞争力’的行为,这样,就为独裁专制打开了大门。就像科斯自己承认的-‘政府对商业的严苛管制’”。

 Yet despite all this,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lectures Coase reveals grave collectivist deviations in his thinking. He admits frankly that “he was not opposed to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economic “system.” A modern free-enterprise system, Coase believes, requires a highly developed legal system to settle contracts and disputes. Fine, if he defines it properly, but he then goes further: to call a corporation a “creature of law,” which it is not de facto, and to say, wrongly, that “individuals, left to themselves, would act without proper regard for the effects of their actions on others,” and this includes not only violence, but “a wide variety of harmful acts” which the government must punish, “including those that have the effect of making the economic system less competitive.” But since the State can and has defined almost any act as reducing competition, this opens the gates for tyranny, or, as Coase admits, “a very considerable regulation of business by the State.”

  至于科斯教授的社会成本问题,法学界的这篇文章分析的很透彻-《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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